一如法律一样，法治问题语言上的不确定性的渊源也大致包括它的不精确性、开放性、不完整性、不可通约性、不可测度性、可争辩性、家族相似性和虚假标准、语用模糊以及歧义性等，[10]前人们主要和应当关注三种法治问题的不确定性：知识不确定性、方法不确定性和制度不确定性。

好选题是好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点。其二，最高院虽然提出明确要求上网公开，但是否上传、如何上传、何时上传是由做出裁判的法官来操作的，而后者的实践逻辑并不透明、千差万别。

[47] 相比之下，目前发表的相当一部分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对重要变量的编码与界定，显得有些漫不经心，至少给读者的印象是如此。有理论，但没有经验性假设，也在事实上中断了文献综述中的理论回顾和后文的统计分析的关联。没有理论介入的实证研究，是干巴巴的事实报告，通常会被纳入调查报告或者田野报告的范畴，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这种批评采用内部人的技术批评、操作反思的视角，非常有意义。尽管信息的多寡是评判量化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信息的科学性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比如，陈若英认为，对当今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实证研究而言，强调研究方法本身的技术性也许并非最紧迫的任务，培养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感和遵循学术规范和透明度前提下的创造性也许是更为紧迫的价值和目标。我把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选题的问题纳为形形色色的乏味，也就是不能勾引读者的知识味蕾。比如对噪音污染类案件的司法裁判呈现出极强的多样性。

2013年6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界定了严重污染环境的14项认定标准弗洛伊德将性别角色认同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女性和男性的婴儿在心理上没有区别，具有双性特点，他们都表现出对母亲的本能的依恋性。根据该机构2017年的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性别差距依然高达25%至40%。我们要持续做出打破制度中性别不平等的努力，争取更多性别平等机会的立法，增加对性别问题的敏感度，认识到父权制的存在，关注父权制的问题，并且采取行动改变它。

四是在工作上实现男女平等，一个人是否适合某种工作，依据的是其条件而不是性别。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的社会化和社会行为有其生物学基础，人的行为是社会化过程中基因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

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22}。【中文关键词】 和平学。在男女性别差异被片面夸大时，女人的社会性别特点就被强调出来，造成性别的等级制合法化。2010年，联合国妇女署与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发起赋权予妇女原则——性别平等带来经济发展行动倡议，为企业和其它部门支持女性、赋权予妇女行动提供了七项具体原则{18}。

五是父母要改变对不同性别子女的不同期望和教育方式。妇女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占全球人口一半的她们从事了全部人类工作的三分之二，却只拥有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世界总财产的百分之一。三 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差异因为不同的情况有时被夸大，有时被缩小或被否认。六是妇女自身要改变态度，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争取舆论的支持，对于所有歧视妇女的现象实行零容忍。

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团体，父亲扮演的是工具性领袖的角色，母亲扮演的则是情感性领袖角色。抵制思想文化上的男权制残余等。

这些都是父权制下的产物。在性别差异被否定时，女性因生理因素而应享有的特殊利益和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就会被忽略，比如性暴力、性骚扰、妇女从事重体力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公正。

很明显，只要男女彼此不承认对方是同等权利的人，男女之间就会一直存在冲突。这种将女性及男性的性本质功能的社会定义归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自然秩序，可以从性差异的生物学理论上找到依据，这种理论认为男女的不同是由女性或男性身体决定的，与社会与文化因素无关。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认为，儿子与母亲之间的身体与情感距离较大，男人不能充分感受母亲的角色，而女孩由婴儿成长为母亲再到当祖母，经历了全部的女性情感过程。性别角色(社会性别)的特殊性在于，决定其行为模式基础的是由生理特征决定的性别。社会环境和性别文化是真正制造社会性别差异的上帝{10}。比如，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在其最新研究报告中认为，机器人应用到工作中带来了提高生产率和增加GDP的积极影响，但自动化可能会扩大女性的收入差距，因为机器有可能逐步替代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同时创造更多高技术含量工作，低薪工作遭替代的可能性比高薪工作高出5倍{19}。

在经济红利和经济贡献两个方面，当妇女和儿童没有被整合进来的时候，全球社会就会失去技术、思想和展望，而这些正是迎接全球挑战和利用新机会的关键所在。那种在男权社会把女性视为私有财产的陈旧观点已经在很大范围内被摈弃{9}。

人的权利、价值、能力和潜能不应该与性别挂钩。当它们的孩子出生后，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些猴子妈妈对它们的孩子不仅不管不问，粗暴地把自己的孩子往地上摔打，甚至咬碎它们的脑壳。

父权制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不平等的事情，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歧视等都归因于父权制{13}178。中文的他们代表男人以及包括女人的所有人，但她们只包括女人。

那么，如果环境条件改变了，人的行为和态度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1]。【注释】 作者简介：刘成(1964)，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性别平等权的核心内容是和平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性别平等一旦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必将沐浴在美好的和平阳光之中，人权也就得到了最大程度地维护。长期以来，女性被排除在男人所控制的权力体系之外，她们被放置于男性权利的阴影下，女性自己独特的价值难以实现{20}122。

性别平等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不同行为、愿望和需求能够得到平等的关注、重视和支持。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主要包括下列各项：一是在家庭中发生的殴打、对女童的性凌虐、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而且，女性在绝对贫穷和贫穷人口中占有多数，妇女不断受到暴力，妇女普遍被排除在权力和管理结构之外，诸如这些都突出了人类需要不断寻求发展、和平、安全和确保可持续发展的解决办法。人的价值、能力和潜能不应该受到性别的制约。

该报告估算，全球的男性平均年收入为2.1万美元，而女性平均年收入只有1.2万美元。女孩更多地陪伴母亲身边，得到母亲的温暖怀抱，允许流泪并得到安慰，男孩却很少得到母亲的肌肤相亲，更多时间是在外面游荡，这对男女的影响很大{14}。

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犯，它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婚姻解体与家庭破裂。该观点夸大了基因在人类社会演化进程中的作用，即性别决定社会性别。性别平等权是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重要主题，是现代社会文明基本要求，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3}。自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持续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按照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等指标，对各国性别差异问题进行排名，目的是加快性别平等的前进步伐。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报告的序言中指出：人才是经济增长和竞争的一个最核心因素，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机会，未来经济才有动力和包容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妇女可以生育和哺乳婴儿，男人却不可以，男人由此产生了脆弱性和不安全感。

正因如此，在纠正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方面，激进主义女性运动和理论有时会走得过远，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但起因却是不合理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的刻板化分野。从长期目标看，我们要致力于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性别差异不再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因素，所有人的特质和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最终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20}180-181。

然而，性别不平等在人类历史上是个普遍现象，而性别歧视是社会暴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性别平等权的缺失是家庭暴力的基础，只有将性别和权力作为研究对象，才能对家庭暴力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15}。男权制有几千年历史，在此之前更长的时期是男女平等的历史。